王玉 80后1999年进厂

纺织企业多次辞职又返回

2017年的一天，王玉和几个女同事去一家商场购物，在一个化妆品柜台前试用时，她感觉导购员似乎有些敷衍。试完起身去其他柜台时，王玉听到两个导购员窃窃私语，“这几个人一看就是厂里的，不会买这么贵的化妆品。”

那是王玉第一次感受到外界对“厂里人”的歧视。她当时无法理解，自己没有穿工服，导购为什么能一眼认出她是“厂里人”。

王玉所在的县城有一家“巨无霸”企业，涵盖纺织、钢铁、氧化铝等轻重工业，工人最多时达到接近二十万。

1999年，未满十五周岁、读初三的王玉辍学进入纺织厂。王玉还清楚记得自己进厂的原因，她羡慕厂妹每天穿着新衣服、踩着高跟鞋的样子。作为农村孩子，进厂意味着有大把的零花钱、洋气的打扮和更自由的生活。那些年，很多和她年龄相仿的小女孩进厂，“年满16周岁，初中毕业”两条明面上的要求很容易通过特殊手段绕开。

王玉还记得第一次发工资时的喜悦，记得自己穿上高跟鞋时候的兴奋，走在大街上，看着那些穿着“土里土气”的学生，她满满的骄傲。穿着工服走进街边的店铺，老板都十分热情，在大家眼里“厂里人”是有钱的象征，要努力巴结。

这种优越感持续了十几年。2010年之后，随着经济转型，纺织这种劳动力密集型企业逐步开始走下坡路，工资待遇原地踏步。同时，本地商业的发展也吸纳了大量劳动力，进厂不再是不读书的年轻人唯一选择。王玉发现，十几年过去了，自己身边的工友几乎全是同龄人。“当初厂里最多的是刚进厂的十几岁小孩，后来都是二十几岁的熟练工，现在是三十多的工人最多，算起来全都是我这波人啊！这些年偶尔也进来一些小孩，不过没有本地人了，全都是从外地更穷的地方招来的。”

2017年在商场遭遇“歧视”之后，王玉留心观察过一阵，发现这种歧视无处不在。和外面朋友吃饭时很多人都劝她离开，“厂妹”似乎成了一种安于现状、不思进取的职业。这种“歧视”和鼓动下，从小爱美的王玉从工厂辞职，应聘做了一名服装销售。

“转行之后，我一下子明白当初店员为什么能认出我是厂妹了，因为我也能一眼认出谁是厂妹。表情木讷、不自信是所有厂妹的共同特点。表情单一是因为常年面对流水线，缺乏交流，不自信是工厂严格管理下的下意识反应，害怕出错、害怕领导、不敢直视别人眼睛。”

做服装销售几年里，王玉说自己最大的变化就是更自信了，敢于打扮、敢于表达，敢于和陌生人主动说话，说出自己的观点。“当然了，这些年网购对我们小县城冲击越来越明显，加上疫情影响，实体店日子很难过，没准过些日子我就重新回工厂了。但出来这几年，我肯定是不后悔的。”

张鹏 90后 2015年进厂

浙江某隔热材料厂

张鹏来到浙江7年，换过很多个工厂，在如今这家隔热材料厂工作已经三年多，是他入行至今做最久的一份工作。他说，这家工厂很特别。

张鹏的工作是制作隔热粉，分白班和夜班，白班早上来了拿原材料称重、配比，配好料之后放入原料仓，这一天的工作就基本完成，剩下的就是打扫卫生、检修设备。配料反应完成后，晚班的同事上班就可以开始磨粉，工作同样只在前半夜就能基本完成，之后继续打扫卫生、检修设备。

实际上，老板完全可以让夜班的人前半夜磨粉，后半夜放料，这样白班就可以上午磨粉、下午放料，产能可以翻倍。如果担心产能过剩，也可以砍掉一个班次的工人，只用白班，早上放料傍晚磨粉。但老板没有这么安排，他的解释是生产保留余地、保证设备正常运转。这个制度下，每个班十二个小时，张鹏实际工作时间不超过一半，“打扫卫生、溜达巡逻如果不算工作的话。”

厂里原本是三班八小时工作制，十二小时的制度是张鹏这些流水线工人自己提出的。工人发现八小时工作下来并不辛苦，如果白班替中班同事加班前4个小时，夜班替中班加班后四个小时，中班的人就可以休息一天，然后在上班时加班四个小时还回来。这个调整下，每个工人就由原来的每天八小时，变成上两天十二小时、休息一天。起初，只是熟悉工人之间这样换班，后来工人们建议老板直接改成上二休一、每班十二小时，老板欣然同意。

“你们没想过，这么汇报上去，老板会觉得你们工作量不饱和，增加工作量或者裁员么？”我问张鹏。

“没想过，我们没那么多花花肠子，老板也没说这些，还夸我们干活知道动脑子。”

这个“不懂得提高生产效率”、“不知道压缩人力成本”的工厂，这些年几乎没有遇到过用工荒，也几乎没有招聘需求，因为工人流失很少。“按说我们这种粉尘很大的厂子，又脏又容易生病，都是偏远山区的外地人才干，但我们厂像我一样的外地人很少，百分之七八十都是浙江本地人。找工厂的一个规律，本地人多的厂子，待遇不会坏到哪里去。”

在浙江工作很多年，张鹏对流水线用工荒有自己的理解。在他看来，虽然工厂一直喊着招工难，但对工人来说找个好厂子也很难。待遇好、不压榨员工的厂子，无论是以前还是现在，想进去都非常难。

而招不到人的工厂不外乎两个原因，钱少、事儿多。

张鹏做过最不满意的工厂是一家染布厂。他的工作是负责几台机器，忙到吃饭的时间都没有。工人闲暇时间必须站在机器旁边，不能坐下，领导巡视只要发现工人坐下就会罚款。除此之外，去厕所也要严格限制时长，超时同样要罚钱。这些张鹏都忍下来了，直到一次不明不白的罚款彻底惹怒了他。

有一天，领导告诉张鹏，他负责的一块布出现瑕疵，罚款500。张鹏询问具体是哪块布、哪里出了问题、布在哪儿，领导说布已经销毁，经查就是张鹏的责任。这让张鹏无法接受，一番争吵后，他愤而辞职。工厂最后还以旷工为由，扣掉他半月工资。

“这种厂子，永远会招工难。”时隔多年，张鹏依然愤愤不平。

李爱 00后 2016年进厂

某电子厂员工

李爱前些天刚和同事吵了一架。

起因是两人同时负责的一批主板。主管检查时，发现一批主板部分焊接存在问题，需要返工，这批主板出自李爱和同事负责的流水线。主管找到两人，要求返工。

同事坚持错误不是出在自己身上，是李爱的问题，应该由李爱返工。实际上，两人在同一流水线工作，很难区分具体责任出在谁身上。

两人大吵一架，但没有改变一起返工的要求。

虽然年龄只有二十二岁，但李爱已经在各种工厂混迹多年，应付这种甩锅早已驾轻就熟。她的经验是无论是不是自己的责任，绝对不能主动认账，要把责任分散到更多人身上。平时无论关系多好，在关键时刻绝不能心软，该争就争、该甩就甩。

“那批主板到底是不是我的责任，我也说不清楚，但就算是我的问题只要没证据也不能承认，只能是流水线上所有人的责任。”

李爱如此在意甩锅，最主要的还是担心被罚款，虽然在这家大型电子厂，罚款少之又少，但这个习惯还是保持了下来。

此前在一家服装厂和食品厂工作时，被罚款是常有的事情。衣服有线头、针线不整齐、食品包装不合格，领班总能找到各种理由进行罚款。李爱她们能做的事情不多，除了尽量保留证据，另一个办法就是甩锅。能甩给别人就甩给别人，甩不出去就把责任分摊，推给更多的人，法不责众。在李爱看来，罚款很多时候都是故意找茬，毕竟小厂子多罚工人一分钱，老板就多留下一分钱。这种情况下把责任分摊是很好的自我保护，因为老板怕惹众怒，一般不会集体罚钱。

两年前，李爱在朋友介绍下，加入了这家大型电子厂。她跳槽的初衷是听说电子厂收入高，招工的人向她保证保底6500。入职之后她才发现，6500是全勤并拿满所有补贴之后的收入，是最高收入不是保底收入。这个“小小的欺骗”李爱完全可以接受，因为她发现在这儿管理虽然严格，但很少会罚钱。

“焊接的手机主板出了问题，该返工返工，不能返工的就报废。非人为原因的报废不追究工人责任，工人存在明显违规导致报废才会罚款。”对于不爱罚款的原因，李爱和同事们商量了很久得出结论。小厂罚款会直接进老板腰包，主管一般都是老板亲戚朋友，所以都热衷罚款；大厂罚多少钱，都进不了主管的腰包，罚款就真的只是督促你别出错的手段了。

李爱在这里看到的另一个不同是固定工资而非计件制。虽然有一定的工作量考核，手速快的员工也更容易获得奖金和晋升，但多焊接几个主板并不能直接获得更多收入。领导给大家解释说，计件制会让工人把心思全放在手速上，主板焊接、摄像头安装、音响安装等都是精细活，配件也不便宜，计件制会增加损耗。对李爱这些工人来说，固定工资压力就小了很多，每天不用玩命工作，只要不出错就能拿到满额薪水。这也让李爱失去了未来跳槽的动力。

李爱说，自己对这儿都挺满意，除了女多男少找不到对象这事。“估计以后辞职也是因为这个，整天在厂子里见不到外人。厂子里本来男的就少，大部分条件还不好，哎！”

“你在北京接触人多，回头你遇到好的帮我留意着点。”采访最后，李爱还忘不了嘱咐一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