打工人上班通勤的每一分钟都是经过精心计算的。

早上7:15出门就能抢到小区门口仅剩不多的共享单车，赶上7:30那班永远准点且不像沙丁鱼罐头一样人挤人的地铁，为接下来60分钟的通勤占到一个不被别人当作人肉靠垫的好位置。

早高峰里带着困意出门，晚高峰里带着疲惫回家，这是不少打工人的通勤实况。他们像摆钟一样，摇摆于公司和住所之间，“职”与“住”的距离成了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。

45分钟的通勤时间，是全球公认的一条理想分界线。

十月，《上海市交通发展白皮书》发布会上，上海市委常委、副市长张为表示未来十年，上海中心城平均通勤时间控制在45分钟以内，极端通勤（超过60分钟）人口比例进一步降低。天津市交通运输委今年发布的《天津市综合运输服务“十四五”发展规划》也说，到2025年，基本形成45分钟双城主城内部通勤圈、京津雄30分钟城际通勤圈。

然而，《2022年度中国主要城市通勤监测报告》显示，在44个城市中，有超过1400万人承受极端通勤，60分钟以上通勤比重为13%，同比增加1个百分点。

从变化趋势来看， 2019年到2021年，在42个可对比城市中，有近4成的城市单程超60分钟通勤人口比重提高、单程5公里内通勤人口比重几乎都在下降、单程平均通勤距离增加的城市占了约9成。

当打工人的生活因通勤被折叠，城市的边界仍在不断扩大。

大城市的极端通勤现象一直饱受诟病。北京国贸的精英白领可能下班就要奔向东五环外，上海张江的打工人可能要从青浦徐泾开始挤地铁。

《北京日报》在2022年3月报道，目前每天跨区域进京通勤人数约40万，其中北三县最多，平均进京通勤时间超过100分钟。此外，据统计，在北京CBD上班族中，近半数的通勤者来自昌平、通州、燕郊等地，只因那里的房租不到CBD的二分之一。

“每天7点50出门，走到地铁站一刻钟不到，可以赶上8号线8点10分那辆，换乘14号线要抢占列车末尾的车厢，这样下车时离出站口最近”，北漂木木比任何人都要敏感地铁时刻表的变动，来京5年多的她为了2000块的租房差价，从没住进过三环以内，五年搬了六次家，绕着四环五环转了一圈，但通勤时间永远60分钟以上，单程超过25公里。

来到北京的第一年，木木时常觉得自己只有在上班时才像生活在北京。南锣鼓巷、钟鼓楼、德胜门、大栅栏、南城…每日在地铁里穿梭的她，却没怎么见过这些存在于“一个人在北京”、“钟鼓楼”歌词里的地方。

当然，在通勤这件事上，对于大城市土著也是一样公平的。“每天上班要7号线转2号线，一共27站地铁，还要转公交4站路”，凯君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，人在宝山购房定居的他，公司却在张江，每天上班单程就要经历一次双倍极端通勤。数年的极端通勤让凯君的身体吃不消了，“我正在距离公司半小时通勤的半径里看租房房源，一个月5-6千预算”。

“离地铁很近，离地铁站很远”，这是吐槽大会中的一个爆梗。

贝壳研究院的数据显示，在北京，想要住在距离地铁站点1千米内，平均月租金水平要达到3800元以上，且每靠近地铁站点500米，单位租金增超12%。对于多数不愿极端通勤的年轻职场人，想要租到通勤时间在30分钟以内的房子，房龄在30年、甚至与父母同辈的老旧小区，就成为最现实的选择。

北漂第四年刚开始，林夕和男友第一次把房子选在了三环以内——某科学院家属楼，房龄43年，比林夕大了17岁。这座1981年的老房子，楼体外层脱落、没有绿化、没有电梯，只因坐落于互联网人最为集中的中关村附近，即使在去年租赁市场整体降价的时候，仍涨了200元月租。

“我和男朋友都是在中关村上班，一般下班到家也都是晚上9点以后了，周末有一天也基本在公司呆着”，本着房子只是用来睡觉的想法，即使入住后不断面对下水道堵塞、邻居厨房串味、老式铁窗漏风、小强时不时乱窜，林夕和男友仍选择了这套距离公司通勤15分钟的、几乎与自己父母同辈的老房子。

事实上，林夕和男友租的这套老房子已经性价比很高，周边稍好的独卫月租超过5千，这价格在五环外能租到小两居，当然，通勤时间要翻4倍以上。

木木、林夕的故事，告诉了我们鱼（低房租）和熊掌（短通勤）不可兼得。所以，在企业在宣扬企业福利或吸引人才时，往往有一项叫做租房补贴。

诸如腾讯、字节、京东、快手这样的互联网大厂基本设有针对员工/实习生租房的定向补贴，在距离公司限定范围内的租房可获得不等金额的补助，但是，满足要求的房子市场价也要比不在房补范围内的高出不少。

本来租房补贴是企业福利，但实际却进了中介和房东的口袋里。

以某大厂为例，北上广深的租房补贴一般要求距离公司步行30分钟或地铁20分钟范围内，满足要求的每月可获1500元补助。但如西二旗虽然地处北五环外，合租房单间的月租已达3000元以上，而居住环境并没有水涨船高。以至于不少中介专门做起了大厂员工的生意，房源信息直接发布某某公司房补范围内。

剑桥大学等机构对3.4万名上班族的调查显示，通勤在60分钟以上的上班族，抑郁几率高出平均水平33%，产生与工作相关压力的风险高12%。

瑞典于默奥大学研究发现，通勤时间在45分钟以上的人，五年内离婚率比不需要通勤的人高出4成。

《中国财经报道》曾报道，当地铁里的人员密度从每平米2个人上升到每平米5个人时，人们在手机上买买买的概率会提升45%。

显然，通勤问题不仅挤占了生活工作的时间和增加经济成本，而且可能影响终生幸福…前程无忧早前的一项调查显示，九成的职场人正在经历与工作场所、工作体验和个人生活相关的压力所带来的职业倦怠。

当疫情使得越来越多的工作者将生活质量优先于工作，通勤对于企业人才吸引的影响也越来越大。

在各大边远开发区的雇主普遍面临人才吸引的痛苦，而其在商业中心的办公点在招聘时相对容易。其次，“提供较好住宿条件”也成为雇主揽才的一个卖点。而让人摆脱固定通勤的“弹性工作时间”在年轻人的雇主选择中，甚至有超越薪酬的可能。

与此同时，雇主们开始打“通勤时间”的主意。会议、培训的移动性不断增强，一些员工关怀的项目也在通勤时间内开展，比如健身提醒、阅读和游戏竞赛等，试图让打工人在通勤上摆脱无聊和减少抱怨。